【美国《纽约时报》8月14日文章】题：愤怒的时代（作者该报专栏作家罗杰·科恩）
8月曾是—个任你做白日梦的月份，徜徉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悠闲地享用午餐后读一下无新闻可言的报纸，黄昏时分盯着广场发呆，而孕妇和老人们则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闲谈。但现在一切不同了。
世界的节奏加快了。紧张的程度激增。悠闲的时光随即消逝。自我意识膨胀。金钱胜过了政治。狂怒的情绪迸发。正如加拿大民谣歌手伦纳德·科恩说的那样：“穷的依旧穷，富的更富。这就是时下的局面。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。”
只是每个人都茫然不知所措。当戴维·卡梅伦匆忙由托斯卡纳返回遭暴乱蹂躏的伦敦时，当萨科齐急急忙忙由里维耶拉奔回家，以解救巴黎的债务危机时，当今夏欧洲不再有暑期的空闲时，所有的一切结果都很难说。
严峻季节
今年的8月泡汤了。它变成一个严峻的季节。路障取代了海滩。我们遭遇了一个愤怒的时期。
今年，在英国城市群情激昂之前，希腊和西班牙社会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，前者还出现了暴力冲突，而后者则有成千上万人在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的城市安营扎寨。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其他国家则弥漫着一种源于以下共识的怒火：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。欧洲的这种不适对美国来说并不陌生：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，经济陷入困境，意识形态激进化，政治上变得偏狭。
数字可以说明部分问题。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的年轻人失业率为20%，而西班牙却高达45.7%。在英国，年轻人失业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4%上升到了20%。欧美的年轻人，每5人中就有一人在思考如何能让职业生涯步入正轨。英国的尼特族(NEETS，即不上学、不就业和不受训)与美国的“啃老族” 都处在等待的焦虑中。
当政府大幅减少福利，推迟退休年龄，试图解决不断递增的赤字问题时，这种焦虑加深了。当政的老人政府几乎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帮助。从托特纳姆到蒂赛德，英国人正目睹自麦克米伦以来最显贵的内阁在大肆削减开支，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年轻人的咨询服务都没有幸免。他们的叛逆是“没有未来”的。
不可控力量在发挥作用，减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，这种感觉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严重。历史上的全球力量调整从未像今天这样激进。
义愤时代
今天统一的欧洲是建立在接二连三的帝国——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——废墟之上的，而这些帝国最终都以某种暴力的骚动终结。现在美国的准帝权，更普遍的说法是西方的统治权，正在结束，虽不迅速，但却是在稳步进行之中。
增长、就业、发展、兴奋——是的，还有可能性——都取决于非西方国家，即由中国开始，经印度到南非和巴西的弧形地带。到南方去！向东挺进！是这个时代的格言，但在英国或者美国，这句格言并不总是行得通。世界已经颠倒，变得一团糟。我们所目睹的一切正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西方社会的动摇。
在新力量崛起之际，全球化已经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，且对前者有利。越来越多廉价劳力可从西方以外获取，而技术已消除了距离的障碍。资本收益证明比工资更高。这就是冷战后时代的故事。贫富差距已变成鸿沟。
能从这场混乱前的那场金融大饕餮中安然脱身且毫发未损的人，只有它的设计者和最大的受益方：银行家、金融家和对冲基金公司老板。
这也滋长了一个义愤时代的出现。
德国经验
应对这些困境最成功的或许是德国。它投资于建立一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。它使工人学有所用。它在继续制造其他国家造不出来的精密机械。它已经促进了工会与雇主间的合作，加强了工业家和政府在捍卫德国就业机会方面的合作。青年失业率低于IO%。
它并没有试图与中国进行恶性竞争，并未想当然地认为金融和其他服务业可以维持一个社会，或试图去肢解工会，或认为市场掌握着所有答案。过去的灾淮强化了德国放下自负情绪，致力于稳定所需的共同利益的能力。
哎，德国也有一阵加入了自我陶醉的行列。对他国问题感到厌倦。对出资拯救希腊感到恼火。调查显示，50%的德国人现在对欧盟没有丝毫信任感。
是美国和西欧拯救了德国。眼下或许是作出一点回报的时候了——不光是用金钱，还要用思想。
全球公众传媒摘编：GAN JADE |
